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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玲 自 述 一、我的早年生活我于1951年12月在汉口出生（当时中南军区总医院），出生7个月后，随父亲调动到广州。2岁多上军区幼儿园，后因父母亲调动工作到花县，我自己长期生活在广州的幼儿园中，当时园里还有许多烈士子弟（父母均在战争中牺牲），所以从小就生活自立，许多孩子都愿意跟我玩，也可以算是孩子王。1957年蒋介石“反攻大陆”，全军一级战备，部队家属疏散，我和妈妈、弟弟一块儿回到山东老家。因有些调皮、任性，与村里的孩子不太一样，母亲要照顾爷爷、奶奶，无暇顾及我，就干脆把我送去村里的小学读书。现在我的堂姐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那时就是你不怕丑，整天带着大家唱歌，还打拍子……。”也许那时锻炼了一点组织能力。 1959年上八一小学，任班级副班长。三年级时第一批加入少年先锋队，同时任少先队学习委员。当时看了许多书（具体书名记不清了），但记得那时全国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叔叔的事迹深深地吸引着我。另外，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的事迹也激励着当时全国孩子们和我的心。三年级下学期父亲调到湖南郴州测绘大队任政委，我也随之转学到郴师一附小（郴州的重点小学），当时任少先队副大队长。因喜欢看书，所以作文较好，深受老师喜爱。记得那时下课后，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捧着大厚本的书看，有时妈妈催着睡觉，强制性把我房间的灯关上，我就站在蚊帐里借着父亲房里的一线光亮看书，最后终于在六年级时患了近视。由于担任了学生干部职务，使我非常注意自己的表率作用，严于律己。五年级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又转学到了佛山市九小，担任少先队大队长。六年级再次转学回到了广州八一小学。在不断转学的过程中，因各学校学习进度的差距，以及语言障碍等因素的困扰，我逐渐学会了自学的方法。记得有一次因病住院了一段时间，在医院参加了期末考试，老师有些担心，没想到我仍然考到了班级的前几名。1965年小学毕业时学校要保送我去广州市外语学校，我没同意，我是靠自己的实力考上了重点中学华师附中，记得当时的校长是王屏山。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书也读不下去了，我于1968年3月入伍。 入伍后，来到湖南衡阳广州军区19分部所属165医院当护理员。护理员需要干一些以前在家时从来没有干过的工作，如打扫厕所、给病人挑开水等等。因为在学校时就比较好强，所以对于各项工作都不甘示弱，重活、脏活抢着干，赢得了伤病员和工作人员的好评。同年（即1968年）11月加入共青团。在这段时间偶尔也会感到前途暗淡，情绪低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当时给了我难忘的印象。保尔在给他哥哥的信中写到：“当一个人有着健康和青春的时候，坚强是一桩比较简单和容易的事，但是，在生活用铁环把你箍起来的时候，坚强才是光荣的事情。……我接连地挨打。在一次打击之后，我好容易爬起来，另一次比上一次更无情的打击又来了。最可怕的是我已经失去了抵抗力。我的左臂不能动弹了。这本来已经够痛苦的了，可是接着我的两只脚也不听话了。本来我就只能勉强行动，现在甚至连下床走到桌边都不容易了。可是我恐怕这还不算完。明天怎样？我不敢预料！”的确，以后他又双目失明。他痛苦地思索着，他将怎样才能不辜负生活呢？用什么来充实这个生活呢？光是吃喝和呼吸吗？只做一个无用的生活的旁观者吗？他曾想到过自杀，但最终他战胜了自己。“你有没有试试去战胜这种生活？你已经尽了一切力量来设法冲出这个铁环吗？……即使生活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能够活下去，使生命变成有用处的。”与保尔相比，我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为什么就不能向他那样保持着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而要这样无病呻吟呢？我欣赏保尔的坚毅，以及他那种认为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全体的事业相比的革命者的典型。书中的许多话至今都难以忘怀： “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存时，也还能以你所创造的一切为人们服务——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柯察金” 1970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受命下乡办合作医疗，当时刚满18岁，自己负责一个公社的合作医疗建立及医疗工作，有时半夜翻山越岭地出诊，虽然也曾害怕，甚至还感觉孤独、掉眼泪，但以往英雄人物的事迹激励着我，我认为自己所遇到的困难无法与他们相比，所以坚持下来，并且受到了好评。同年下半年第一次参加部队野营拉练，背着几十斤的背包咬着牙硬是靠自己横跨了湖南的5个县。记得爬上一个山峰的时候，虽然山上白雪皑皑，我们仅穿着单军装，但背上全是汗水干结后形成的白色盐粒。那时许多战士感到惊奇，都戏称我为“木头眼镜”。 1972年，当兵4年后第一次回广州探家，母亲流着泪迎接了我。回家后，第一次以成人的眼光认识了自己的家人，尤其是我的父亲。他的正直、公正、体恤下级，以及廉洁无私，都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看过许多无助的下层人员流着泪找他，他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根据情况给予尽可能地帮助，但将礼物拒之门外；有些领导干部来送礼，希望他网开一面给予照顾，他严词拒绝，并让来者把那些贵重的礼物带走（虽然当时我们家也不富裕）；我弟弟下乡返城，许多单位提供职务供他选择，但父亲均予以拒绝，执意让弟弟去工厂当工人，弟弟现在下岗，可能对父亲还有些意见……。所有这些都使我看到了老一辈革命者对党的忠诚，并庆幸自己能生长在这样的家庭。 二、我的求学生涯 1968年底我参加了医院组织的护训队，学习结束后于1969年开始护理工作。由于对各种知识的渴求，我不断地在临床护理实践中充实自己，对所有的操作都希望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比如对于各类病人的用药，无论是口服药还是注射用药，都希望知道为什么这样用；对于危重病人的抢救，我常常去翻阅医生的病程记录，以明确医生的思路，以便更好地与医生配合，所以那时医生们都喜欢和我对班，很快就成为科室的护理骨干。这一段经历和所学的知识也成为后来当医生的基础。 1976年，我第二次下医疗队，开始在郴州精神病院，后来又下到生产队。当时的生活让人感到沉闷、孤独，甚至消沉。记得当时看过的一篇文章给我的启示很大：“人们往往喜欢从历史中汲取浪漫的豪情，从各个时代的伟人那里汲取精神力量，追求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态度。甚至有人抱怨自己为什么不生在那英雄辈出的时代。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必须正视自己生活的时代，认真考虑这个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人类生活的进程中，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值得看轻和抱怨，它们都会在整个进程中显示出自己的意义。……我们完全有权利说，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道路的曲折和艰难，决不亚于我们的先辈。可是，请告诉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又有哪一个伟大的人物选择了平坦易行的道路呢？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首先应该做一个不甘落后于时代的人。……其次，我们要有继承和利用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知识文明的魄力和能力。不具备这种能力，我们就始终是个弱者，始终走不远。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是个探索者，也就是说，要以自己毕生的努力和创造性的工作，去开拓新世界。” 我意识到，我的同龄人在同样艰难的条件下，没有沉沦，依然在做着艰苦地探索，我的心震撼了。道路只能由自己走出来，难道命运女神的命运之梭只是由于偶然的转动，才把阳光给了一些幸运儿，把乌云给了另一些不幸者吗？于是在工作之余，凭着自己多年来养成的学习习惯，自学了中学的数理化，那时并不清楚为什么要学，今后是否有用，仅仅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没想到由此而奠定了后来考上大学的基础，也许算是命运对我的回报吧。 1977年我参加了“文革”后部队的第一次高考，成为第一军医大学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1980年毕业后分配到197医院（177医院前身）任儿科医生。工作之余似乎感到还有些精力无处释放，又深感英语水平的不足，就利用每天午休时间参加电大的英语单科学习，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每次考试均在95分以上）电大单科结业。由于不满足于自己当时的临床知识水平，于1983年3月参加全军统考，再次考入一军大主治医师进修班（其实就是“工农兵”学员的复训），学制3年，最后一年为临床进修。在进修的最后一年，1985年我考上了一军大小儿血液硕士研究生，师从南方医院当时全军儿科专业组主任委员张肇和教授。考研的英语基础就是电大所奠定的，80多分在那一年的研究生考试中算是高分了。 1988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回到177医院，1989年任儿科主治医师。工作中深感医院血液病诊疗条件，以及自身的水平有限，工作开展困难。为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自己，于1989年考上了同济医科大学小儿血液的博士研究生，师从协和医院杨爱德教授。我在进修班的同学高亚东戏说：“王玲真可以，指哪儿打哪儿！”意思是说我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这也许印证了那句话：机遇总是惠顾有准备的头脑。 考博那一年我已经38岁，许多人感到难以理解，又不是生活过不下去，为什么不能让自己活得更轻松一点？其实我是把学习当作一种生活的乐趣，如果生活中有几天没能看书，我就会感到心里空荡荡、没着没落的，好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虽然在求学期间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曾后悔过，但那只是暂时的。我不会忘记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本“序和跋”中的一段话：“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我也常以高士其的话来勉励自己：“科学的大门对任何人都同样敞开，但有的人刚迈进门槛，看到里面崇山峻岭，便畏缩不前；有的人付出了一定的劳动，跨越了几座小山，便自满而返；只有在艰难中勇往直前，不停顿前进脚步的人，才能攀上科学的光辉顶点，去找到其灿烂的珍宝。”有时通过学习解决了一个使我困惑已久的问题，我会着着实实快乐很多天。我没有野心，并不想通过学习达到什么个人目的，如果是那样，也许很难坚持到现在。 看书学习使我感到生活充实，有一种欢快的自我满足感。对于大海来说，一滴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大海却不因为自己的浩瀚而鄙视那微不足道的一滴水。它总是把每一滴水都纳入自己宽阔的胸怀，汇成汪洋大海。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水平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能永不停顿地探索和前进。我愿意象大海那样“海不厌深”，“学而不厌”。三、我对病人的情愫 担任科主任后，我对科室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尤其是医疗工作，我无法容忍半点马虎或责任差错，希望大家对待病人就象对待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姐妹、自己的孩子那样。有的同志无法理解，甚至可能觉得我太苛刻，难以共事。我为什么要这样呢？一些经历对我的影响较大，使我难以忘怀。 1970年下农村医疗队，在湖南耒阳县一个偏僻的山区办合作医疗，当时生活条件极差，使我第一次接触到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了解了山区的贫困，下层人民的缺医少药。常有人半夜三更跑几十里山路来找我看病，尽管我当时还不过是一个小姑娘，医学知识也仅仅是半桶水。他们虽然贫困，但却正直、富有同情心，爱帮助别人，尤其是比自己更困难的人。这些淳朴的农民也是我后来遨游在医学知识海洋中不知疲倦的动力，我觉得应该让他们得到更好的医疗。 1971年，我被调到普外科当护士，我们主任悄悄为大面积烧伤病人植皮的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赞成他把履行一个医务人员的职责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赞赏他那愿为素不相识的人忍受痛苦而又从不诉苦的精神，我崇拜英雄人物，也崇拜我们主任，希望自己能向他们那样做人。记得雷锋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片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孕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牢固地拧在自己的岗位上？我想问你，你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你为未来贡献了什么？在生活的仓库里，我们不应是无穷尽的支付者。”我也希望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被社会认可的人。所以，才有了为解除烧伤病人的痛苦在自己身上进行止痛实验，才有了为麻风病人能得到亲人的关怀而在麻风病人家里吃住……等等行为。也许在与我同样的情况下，许多人都会这么做的。 1996年，一位来自江西老区的14岁白血病患儿，病情危重。由于家境贫寒，为了治好他的病，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几分几毛地捐款，一共捐了1000多元钱，由患儿的父亲陪同来到我们医院。本来自己孩子的病已经够他操心的了，可在治病期间，同病房还有一位患多发性骨髓瘤的74岁的老人无人陪护。患儿的父亲自始至终毫无怨言地照顾着老人，喂饭倒水，端屎倒尿，直至孩子出院前他还一再交代我们照顾老人的注意事项。这件事也令我久久不能忘怀，正是这些善良的人们给我们今天的社会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带来了幸福。为这样的人服务，尽一点我们应尽的职责难道不应该吗？ 这些年来，病人对我的信任和依赖也常常令我感动不已，让我感到为了他们就是奉献出再多也值得。 2002年9月一个大二的学生患白血病，反复复发已到疾病晚期，一天夜里突然病情变化，高热，气促，呼吸困难，他对值班医生说：“×医生，你搞不掂的，快去叫王主任过来吧。”当时值班医生认为即使叫主任回来也无回天之力，所以没有叫，病人于当晚去世了。次日患者的父亲告诉我此事，我心里非常难受。于是给医生们定了一条规定，对于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一旦病情恶化，一定要通知我，满足他们的最后要求。我想，也许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能看到主任，会有安全感，可大大减轻他们的恐惧心理，应该让他们走得安心。 2003年一个深圳的病人需做骨髓移植，单位对177医院是否能做这种手术有疑虑，想让患者转院。但病人却坚持要留在我院，他说：“我相信王玲主任一定能给我做好！”病人能这样放心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我，我还能玩忽职守吗？ 一个7岁的白血病患儿需进手术室行深静脉插管，因母亲不能同进，所以患儿哭闹着坚决不肯进手术室。为了减少全麻药物的用量，我答应患儿陪她进去，孩子马上就安静了。刚进手术室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在回电话时就听着孩子一声声不安地叫着：“王主任，王主任……”当我放下电话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后，她似乎有了安全感，再次安静下来。看着孩子蜡黄的脸，品味着她对我的依恋，使我的心里一方面有些酸楚，另一方面神圣的责任感也油然而升。 有人问一个3岁的白血病小患者：“你长大想当什么？”她操着稚气的声音说：“我要当王主任！”人们笑着把话传给我，我感觉心里暖烘烘的，这是我从病人那儿获得的最好回报。 美国物理学家富兰克林说过：“你热爱生命吗？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我为自己这些年来的生活态度，为自己没有虚度光阴而自豪。我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现实生活的宠儿”，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如果不从追求个人幸福和内心世界的安宁中摆脱出来，那么他在现实生活中将永远是不幸的。 “文革”以来，有些年轻人对“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说教”，所谓先进人物（劳模）有些嗤之以鼻，推崇“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记得有位年轻人说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对于这种虚无主义看法，我确实不敢苟同。我常想，当光阴匆匆流逝而这些完全为自己而活着的人碌碌无为的时候，当某种情景触发他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一个严肃的问题一定会象法官那样出现在自己面前：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且不说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也不说雷锋、欧阳海、焦裕禄，单看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我身边普普通通的人和事给我的启示就很大，我们医院普外科老主任周继舜患有哮喘病，一旦受凉或劳累常常咳喘不止，按理说他已60多岁，完全可以卸下担子安心治病，但为了病人的健康至今仍没日没夜地忙碌在病房和手术台上；肾移植科刘东主任和他的同伴们，为了使尿毒症病人早日康复，四处寻找肾源，一旦有了肾源，马上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甚至可以几天几夜不休息地手术；去年“非典”开始时，呼吸科梁叔礼老主任已经退休了，医院一声令下立即毫无怨言地组建了五内科（专门收治SARS病人），并身先士卒地投入了战斗，……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吗？从身边的这些共产党员身上，我看到了理想和信念的力量。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才显得如此美好，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列宁的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紧紧地把握住它。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就要蔑视真正的美，永远抛弃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 马克思年轻时说过：“如果人只是为了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成为有名的学者、绝顶的聪明人、出色的诗人，但他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完人和伟人。”“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使自己变得更加高尚的人，历史承认他们是伟人；那些为最大多数人们带来幸福的人，经验赞扬他们为最幸福的人。”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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